joeykzm 的个人博客

两周阴雨连绵，整个南方都在发霉。周六下午雨势稍歇，顶着满天的乌云去看《二十四城记》。这是大周末、首映第二天，整个放映厅里空空荡荡，连我们一共三个观众。还有个穿红色制半夜凉初透服的女检票员抱着毫无用武之地的手电筒坐在最后排打着瞌睡。贾樟柯的电影在国内大致就是这么个处境，此前《三峡好人》的票房也是惨败，不难想像《二十四城记》全国票房会是个多么难堪的数字。结果意外的是，隔天就看到新闻说，此片在全国三百家影院上映三天票房突破100万元，创下贾樟柯影片在国内上映取得的最好成绩。

电影则是一如既往的好，但不像是《三峡》那样结构严谨的作品，更像是在贾樟柯这几年拍纪有暗香盈袖录片的过程中即兴创作的。这一次，他围绕一家大型军工国企“420工厂”数十年的变迁，仿佛翻开一本插得很随意的照相簿，用纪实访谈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位“国营大厂人”的影像。在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士的讲述里，我们似乎目送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像鸽群般响亮地飞过雾蒙蒙的成都上空，它一去不返，却仍然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眼神里、命运里反复回旋。

业余演员普遍比职业演员出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真实的生活是最好的刻刀，他们的面容，神情，甚至口音，都密布着苦难留下的深刻纹路。他们不需要演戏，只消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谁都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非演技所能弥补。但职业演员的长处是能表现更复杂更集中的情绪，传达更准确的意图。将两种演员混合在一起演出是极为冒险的举动，这样的冒险很多年前侯孝贤在《悲情城市》里就尝试过，最后不得不将梁朝伟演的人物写成哑巴，才能掩藏住他作为职业演员夹在业余演员中的那种刺眼。侯孝贤说，“他（梁）太精确了”。精确，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是造诣的极限。但对一些更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它又是通向艺术真实的最大障碍。——贾樟柯此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表演巧妙地融在了一起，显示了极强的驾驭能力。一定会有人觉得这种纪实与虚构杂糅的形式显得突兀，但个人认为电影在这一点上分寸感把握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大厂的记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也许所知就不多，在那之前出生的工人子弟则一定会有鲜明的印象。一个大厂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厂里除了工作区域外，有自己的食堂、浴室、图书馆、活动室、球场、电影院，有自己的子弟学校，甚至生产自己的日用品和副食品。我还记得小时候，夏季每天下午都趿一双大拖鞋，提着暖瓶到父亲单位去凭票领他们三产部门自制的冰棍。一个厂里出生的孩子，会迅速从环境中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甄别。一直到高中毕业，他完全可以不必走出厂区，“大厂”像一个母体，几乎可以提供一切日常所需。

大厂后来的命运，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看得分明。轰轰烈烈的国企改制掀起一波巨大的私有化和财富转移的运动，而“改革成本”则由每一个工人来承担。他们大多净身出厂，被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挣扎求生。大厂往往变成了“XX集团”，工厂的地皮普遍被卖给了地产开发商——这样的圈地运动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火火红红上演至今早已不足为奇。贾樟柯把这些流落到社会各阶层的前大厂人找来进行“群像讲述”，还原了这一高歌猛进的宏大历史叙事中被忽略了的个体心灵史。在我看来，他选这个切入点来表现真实的中国人生活是非常悲壮的。他摄影机对准的，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封闭性的，具有独特生活方式的群落，而今已在改革的剧变和时代的迁移中被冲散了，被遗忘了。用半纪实半虚构的方式表现一个消失了的草根群体，唤醒一段段失落的记忆，会在当下的中国赢得喝采吗？去年广电一个高半夜凉初透官批评贾樟柯的电影“没有生活”，这代表了官方对他的态度。假如一个最深入表现中国真实生活的导演被认为根本不关心现实，还只是个不值一哂的冷笑话，那么民间对他电影的冷淡态度却该如何解释呢。

电影在我们的生活中倒底有什么用？普通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电影？这些问题想起来就教人痛苦，因为多少有点矫情。中国人急需的东西太多，根本轮不到电影。我想贾樟柯一定长久地思索过这些问题，从他最近的作品倾向看，他大概是决定要坐稳冷板凳，愚公移山一般，抢救和记录那些被时代强音掩盖了的微弱的响动。他有志于作草根中国的荷马，可是人民的艺术家与人民之间却语言不通。这真是一个悖论。当吕丽萍演的第一代老工人如今自己单手高举着一个不胜沉重的输液瓶，面无表情穿过整个工厂的废墟；当自视甚高的上海姑娘、二十年前的厂花陈冲现在穿着一身越剧戏服就漫不经心地走在成都破蔽的老城区街道上，让人顿生时空错乱之感；当一群民工来到公交车站，公交车却迅速关上门扬长而去，把这群衣衫褴缕满脸乌黑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兄弟丢在落了荒的大路边……这些隐喻手法用得很漂亮，也让人担心。一方面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一方面又要让广电总急的审片员看不懂，这走钢丝的表演能持续下去吗？

新闻里说，上海首映时甚至有老工人看完电影流泪说“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被忘记了”。这应该是来自民间最高程度的肯定了，因为对一段被呼啸而过的时代列车扬起的风沙尘封了的生活，“记起”是我们这代人仅有的能做的事。

 

又是一年。昨天晚上好几个台直播跨年演唱会，久不看电视的我也拿起了遥控器。大部分时间在看非常厌恶的东方台，架不住他们请了sandy、E神唱整晚大戏。两人也确实戏感十足：她黑寡妇装束，黑布包头，勾魂眼妆，乍一看是来唱倩女离魂的；他阿拉伯马裤、杯面头，还以为是演天方夜谭来了。新世纪现场是室外，半夜气温估计零度以下了，E神毕竟年轻，血气方刚，还没怎样，我看sandy唱到后来已经脸色煞白，瑟瑟发抖，气若游丝。她唱了不少“新”歌，连我都不熟悉，我看台下反应也茫茫然，也只得再唱伤痕、至少还有你。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七零年代生、喜欢都市触觉系列、对流行音乐还没完全失去兴趣，只有他们听到《灰色》会兴奋起来。看到日益老态的她，却像看到曾经年轻的自己，她唱什么，我也跟着唱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就这么弱智兮兮地把多灾多难的2008年的最后两刻钟过完了。09年，据说仍是个异象纷呈之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驻南使馆被炸10周年、建国60周年，澳门回归10周年、某秃头出走50周年、某事件20周年……这个周年大赏已经在越演越烈的金融危机、失业潮中拉开了序幕，而我们也都拿到了入场券。这不会是平静的一年，但我们仍应为适逢其盛而感谢生命。很遗憾sandy昨晚没有唱一首歌——也许有唱我漏听了——就是《最好的事》。我把它贴到背景音乐里，祝所有的朋友，在盛事频频的09年，都能收获爱。因为据说，爱才是最好的事。

看了沟口健二1953年的《雨月物语》，非常喜欢。故事根据十八世纪上秋田成的志怪小说集改编，讲日本战乱时，源十郎想经商发国难财，结果却为女鬼所迷，后侥幸逃回家中与妻儿团聚。谁知妻子亦早被兵匪所杀，接待他的也是亡妻的鬼魂。

沟口的女性主义电影，隔着半个多世纪，已觉得其主题无甚新意。旧女性社会地位之低下，命运之悲惨沉沦，在各国文学艺术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表述。然而沟口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他拍女人独一无二的镜头感觉。

他擅用运动镜头，拍出荒山古宅、枯树断垣间缓缓而行的日本女人。画面和气氛极美，又极鬼气森森，令人见之难忘。女鬼若狭第一次正式与源十郎相见，从烛火的阴影中缓缓走出，她华美描绘过的脸像从水里浮出般由暗处渐被照亮；缱绻多日后，源十郎知她是鬼，歇斯底里挥剑向她砍杀过去时，她又由奶娘扶着，凄厉唤着他的名字，仓皇退到黑暗中去。沟口拍她，爱用对角线构图法。她总是在重门叠扉中行走，光线总是明暗交替地打在她脸上，暗示她是游荡在幽冥之中的魂灵。她几乎很少处在画面中间，总是从侧面猱身而入，又以某个角度斜身离开画面。京町子美艳已极，她在镜头中或坐或站，一笑一颦，宛转低回，秋波递送勾连，都恍乎非人间气象，却不靠任何特技做出，那些电光石火的诡谲瞬间，像世间稀有的鬼蝴蝶，全由镜头翻山越岭一一捕捉来。

京町子如果是总在忽明忽暗中穿行的艳鬼，源十郎的妻子（田中绢代）却是最平凡的女鬼。她生前为家庭操劳，死后亦低眉顺眼。源十郎狼狈返乡，见家里已成废墟。他从前门进来，在破蔽萧然的室中转了一圈，绝望地喊着她的名字。他失魂落魄从后门出去，又绕回前门，忽然看见她安坐在屋内生着火，不禁胜出望外。这个镜头瞬间由现实转入幻境，却无迹可寻，已成为影史上永难磨灭的大手笔。她也如从前般侍候他睡下，端坐在灶下缝补他的破衣烂鞋。这才真叫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了。沟口拍她又是一番功夫，丝毫不加渲染，却用泪眼看她平平常常的一举一动，不动声色的镜头中有大悲怆。

男性导演拍女性，要拍出她形象的美，德性的美，都还是小技。红楼梦里薛蟠无意中看到林黛玉，也会酥倒在地，就算愚顽如呆霸王亦不是不能领略女性美。然而要论葬花掬泪，肺腑真情，苦衷闲愁，世上能懂的不过宝玉一人而已。沟口对两性的态度，颇近于宝玉，他电影里的男性世界永远充满暴力，贪婪、愚昧和残酷，善良柔弱的女性身处其中犹如置身油煎地狱。沟口的影像似乎无处不在泣血呼吁：要珍重爱护女性啊，否则，她便只能化身狐鬼来保存她的尊严和美丽了。

从那一天起，你的时间开始倒着走，像一条逆流的河。起初，你以为自己死了，因为你仿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世界。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熟识的生活像全速行驶的车厢外的模糊站台，无声地倒退出了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景象：荒凉，广漠。已经死去的人仍然活着，行走在活人中间。似曾相识的苍白面孔在黑压压的人潮中凝视你，你却怎么也想不起它属于谁。已消逝的话语当时尚未被说出，它藏在欲言又止的眼神，像树林的形象反映在湖里，又与水底半埋的墓碑、骨骸和青铜器重叠在一起。你在黑暗中摸索着从前来的路，现已成地面六尺下的甬道。墙上的朱砂壁画尤有战争、爱情、鸟兽和神祗的图形，那线条里有血液汩汩流淌。散落的竹简上说，世界始于一场洪水。如今你持一枚火把，独自站在干涸的河床中。四周都是沉睡的人，他们全都面朝下，枕着自己的手臂均匀地呼吸。他们的梦纷纷走了出来，鬼鬼祟祟掂着脚，留神不踩到任何人。你挥动火把，想照亮它们的脸，可它们惊恐地尖叫着飞了起来，像一群密集的蝙蝠。你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号角声。你知道这一切都将沉没。就从你脚尖开始旋转，大地裂开，海水涌出，世界塌陷，泥石俱下。男人，女人，王国，军队，诗歌，书籍，船舶，星辰全都呼啸着被吞没。词与物在你头顶盘旋着撞成碎片。你仍然举着那微弱的火光，飞檐走壁绕着大漩涡的内部向深不见底的黑暗跃下去。这就是使命。

等陈冲的《意》大半年了，网上刚刚才有。本片是根据自传小说拍成。作者母亲是六十年代香港夜薄雾浓云愁永昼总会红歌星，带着一双儿女远嫁澳大利亚水兵，又很快离开了这白人，在不同的华裔男人之间辗转求生，屡屡失望。作者和姐姐看着母亲恋爱，受宠，失宠，争吵，被遗弃，落魄，一次次上演重复桥段。她热烈地投入去爱，却承受不了失败，每每轻生，都要靠两个惊恐的孩子救命。孩子们渐渐厌倦了害怕被她抛弃，他们心里恨她，甚至发狠说巴不得她死。她并非不爱两个孩子，可这漂洋过海的玫瑰身不由己，终究还是穿着最心爱的旗袍上吊死了。

她死的那天，小男孩没有哭，后来也没为她哭过，但他不停地写她。他成了作家，几十年里一次次让她在纸上复活，也许是为了谴责她、惩罚她、恨她，也许是为了记住她、原谅她、试着理解她、感觉她、爱她。

陈冲的表演无须再多加一字一句赞美。而我潸然落泪的瞬间是在屏幕上出现“献给我的母亲郭淑华”字样，以及主人公原型真实照片的时候。她是非常美丽的上海籍女子，这样的面容我们在老相簿里总能见到。上世纪早中叶，有多少这样穿着旗袍拖着旅行箱的浮花浪蕊漂流到异国他乡？她们把中国装在了笨重的箱子里，带到这荒芜世界的各个角落，最后还守着它死去。她们每个人都是浓墨重彩的传奇，而我们如今在纸上、屏幕上所能感受到的，仅仅是琴音消散前最后一缕余韵。

1、《殡之森》  河濑直美这部片子恰好是在我对小津安二郎的失望情绪中出现的。小津的电影称得上平淡朴素，但与我原来想像的不同，他的框架是纯西式的，甚至是纯美式的。他把故事讲得如此流畅自然，但我没能在里面看到东方式的生活禅意。而《殡之森》做到了。电影的前半部分尤其好，因丧妻而精神分佳节又重阳裂的男主人公，与丧子的女护佳节又重阳士之间由戒备疏远走向熟悉信任，这一切就发生在浓荫下的日本乡间旧屋。后来两人在原始密林中迷了路，森林便是由绵绵不绝的对亲人的思念所幻化。男主人公在森林深处中找到了亡妻的墓冢，他在坟前焚烧多年来的日记——一年一本，密密麻麻，亦是思念所化。两位主人公郁结的悲伤与思念都在此入土为安。

2、《画皮》    熟悉华语电影近几年走势的人，根本不必走进影院就能判断出它是一部垃圾片。从它的CAST、制作模式，宣传手法都散发出标准的垃圾气息。但我仍冲着周迅去看了。周迅是一个我感兴趣的女演员，我想观察在一部明摆着的垃圾片中她能有何表现。结论是：周迅很专业，但片子比想像的更垃圾。

3、《扒手》   之前没有看过布烈松的片子，这是第一部。简直如获至宝！男主人公米歇尔以行窃为生，他敏感、自尊、脆弱，他自外于社会进程，无法融入群体规范。在个人生命意志与世俗生活模式的矛盾冲突中，他充满着痛苦，并把这种痛苦转化为艺术冲动——他把行窃变成了艺术。布烈松以惊心动魄的运镜，带着我们一起到米歇尔作案的现场。仿佛我们便是他的同党，近距离看着他紧紧贴住对方，温柔而徐缓地勾开衣襟，两枚手指优雅的抽出钱包，让它自由滑落下来……米歇尔的行窃生涯，与追捕他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所代表的世俗法则之间的对峙，隐喻着艺术与现实，艺术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最后他被投入监狱，幸有女友不离不弃，两人隔着铁栅栏亲吻。但这并不是像有些影评人认为的是什么“诗意的救赎”。相反，这是艺术家永远的囚徒困境和悲剧宿命：因为相对于艺术的自由，现世的一切包括爱情都只是囚禁的一部分，都在铁栅栏的另一侧。难怪塔科夫斯基对布烈松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布列松是个天才。我得承认，他确实是个天才。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那位导演只能算是第十名。这一差距实在让人沮丧。”看完这部片子，男主角毫无表情的苍白的面容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它是如此生动、敏感和忧郁。他穿着那件永远不换的破旧西装，落寞地站在街头的身影，令人难生终忘。

4、《曼谷杀手》   尽管恶评如潮，但尼古拉斯·凯奇和杨采妮的组合依然令我好奇。杨采妮是另一个我感兴趣的女演员，她很奇怪，虽然她在《自梳》里的表演太过火和神经质，仍足以引起重视。她身上那种执拗的暴发力非常特别，可惜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控制。此片中她演一名哑女，依然过火，尤其在凯奇面前，她似乎受宠若惊，全程挤眉弄眼。编剧怎么不索性把这个角色写成又瞎又哑？没准这样她就能开窍了。至于凯奇，我希望他没有接拍过这片子。BTW：泰国男演员总是那么帅。

我是个慢半拍的人。《功夫熊猫》的档期和热点早已过去，我才从网上当下来看。对玩东方元素的美国卡通片，我向来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好莱坞的纪录里，“尊重、理解异域文化”从来就不在列。谁知看完却很喜欢。

个人认为，《功夫熊猫》是好莱坞一部真正意义的东方题材卡通片，它没有再犯过去那种顽固的老莫道不消魂毛病：对东方文化从外部猎奇的态度，略带傲慢的符号化处理，制造出似是而非的赝品东方，或者鎏金花瓶和彩绘屏风上的伪劣中国。这一次，它如有神助，尊重并继承了香港传统功夫电影的精神传统，在“小人物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艰巨的梦想”这一故事母题里，真正实现了东西方元素的一次互怀敬意的握手。正如该片导演马克·奥斯伯恩所说：《功夫熊猫》是他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对某些中国导演，它至少提醒了以下两件事：

1、继续制作畸形、扭曲、胡编乱造的伪东方古代奇观已不合时宜，因为假的终归是假的，即便是西方观众也终将获得识别的能力。

2、承载传统价值的老故事能超越文化鸿沟，永不过时。

《功夫熊猫》并没有什么复杂新奇的剧情，相反，它是第一百次，一千次讲述每个人都熟悉的老段子。它的故事可谓七拼八凑，你能从中找出从邵氏公司出品的老功夫电影直到新武侠的影子。熊猫阿波，怎么看都是我们的旧相识。“小人物的复仇与梦想”这永恒的主题，只要讲好了，真是百试不爽。（当然讲不好的话，就是个灾难。比如说前不久成龙李连杰拍的那个《功夫之王》，就整个故事结构来说，跟《功夫熊猫》一胞双生，且有两大武打巨星压阵，但出来的效果简直应该叫垃圾片之王。）

小人物应该向谁复仇？与其说是向武功高强的敌人复仇，不如说是向束缚我们的平庸生活复仇。这复仇的梦想《蛇形刁手》里的成龙做过，《功夫》里的周星星做过，《卧龙藏龙》里的玉娇龙做过，《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做过，《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做过……这沾满口水的梦想之所以能一讲再讲，兜售给一代又一代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失落了它。

主题歌《kung fu fighting》 里这样唱：每个人都会功夫。它暗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英雄。——虽然这是个被冷酷现实一再证伪过了的谎言，可是偶尔重新轻抚它，依然能令你感动。因为你触摸到了那个久久沉睡在里面的、昔日从未能实现的自己，那个理应更好的自己。

因为要开单身证明，到了民政局才发现居然是去婚姻登记科室，不觉一愣。人不多，我随便选了个窗口。一对年轻男女坐在前面，正在领结婚证。两个看起来简直还是孩子，都染了发，情侣T恤，牛仔裤，球鞋。真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到了法定年龄。工作人员是30多岁女性，坐了一天，明显有疲态，但还是努力笑吟吟地把证寄给他们，说了声恭喜。两个孩子连声道谢，一人手持一证，欢天喜地、拉拉扯扯地去了，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倒像是赶时间去上船上车。可不是要启程远航了？我想起潘越云的歌《收拾》：今天起你要开始相信，一路上可不能说停就停……

“你这里看尽悲欢离合啊。”一位五十左右的大叔也为这小两口感慨，笑着跟工作人员开玩笑。后来得知他也是来开单身证明，不过他需要比我多出具一张证明：离婚证。

我低头在那里飞快地填表格，没察觉工作人员一直在叫我。她喊的是：男方！男方！我愕然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心里暗笑，我是一个人在开证明，她也管我叫男方。在她这里，所有男人的名字都叫男方，女人都叫女方。她在这险要的位置上居高临下看得分明：男方女方，甲方乙方，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就是这些人生活的全部真实。

我这名“男方”开完证明，下楼梯的时候，又有一对小男女手拉手从后面追上来，超过我，连跑带蹦地下了楼。男生跳下三级台阶，却没放开女生的手，又惊又喜地回过头看她，仿佛她是个突然从他手掌里涌出的新生的人，而他是在漫长无望的等待中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有点被惊吓到，简直要承受不住那种幸福的重压似的。这一幕如果出现在肥皂剧里，我也许会觉得矫情；但它突然活现在眼前，直教人忍无可忍——我就没忍，站定在楼梯上，大声笑起来。他们也没察觉，心无旁鹜地跑了下去。那一刻，世界上可不就只有他们两个。我想，楼下想必有南瓜马车停着吧。从这楼出去，有甜美生活，也有蹉跎岁月等着他们；有水晶鞋，也有毒苹果。我一边检讨自己的阴暗，一边衷心笑着想，去吧，男方女方，千万可别再回来。

金桂尾声，周末去赶了这个晚集。15路到赵公堤，沿盖叫天故居，杨公堤，花圃，曲院风荷，再逛到苏堤上。一路夹岸花开，甜香浓酽，薰蒸得好大个西湖也成了一碗桂花酿。在玉带晴虹桥上再度坐下， 中间倒有三四年溜走了。心里老想着盖老板家门口石牌上看到的对子：连水接山向山居看水萦堤卧，鉴古观今登古道觉今是昨非。这对子山重水复，似有今是昨非的觉悟，但总觉油彩味太重，所以居、看、登、觉这一系列动作，更像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翻挪腾移。

有心拍桂花，无一张可取。倒是在杨公堤车水马龙，万人踩踏的大路上，忽然看到一小段路面缝里蕨类长得碧绿，浑不知处境之危殆，倒有种天真无邪的欢喜。

去年就在各处看到对刘慈欣的推荐，甚至称他为中国未来的科幻小说大师，结果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一直敬谢不敏。恐怕这两天是缘份到了，差不多把他所有作品都看完了。这个转折点，是我无意中看了他的一篇博客，纪念今年刚辞世的真正的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他写道：“二十七年前，是他让我产生了写科幻的念头”。

这句话像个咒语，瞬间让我看到一幅全息图像。十六岁的我坐在熟悉无比的三楼教室窗边，目瞪口呆地合上一本书。书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封皮已经被撕了，代之以粗糙的牛皮纸。书是丁丁从湖州工人文化宫借的，又让我巧取豪夺过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晚自修前的黄昏，我的目光从书上移开，望向窗外，傍晚的天空霞光四射，美不胜收。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全变了，巨大的陌生感令我长时间处于震惊中，甚至感到手脚发麻。在那天下午之前，我还是个把充满自信和进取心的好孩子。生活场景对我而言就是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拼命学习，在这所竞争激烈的重点中学保持每一次考试中的优异名次。但这本书改变了一切。

南方周末采访刘慈欣时问道，对科幻小说来说什么更重要，他答：“我认为是培养和加深人们对宇宙宏大深远的感觉，对人在宇宙的位置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类的终极目的有一种好奇和追求愿望”。

“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说到了点上。十几年前那个傍晚，在翻开那本书前，我的位置是在304教室第4排第7张课桌；我的位置是上一次月考的班级第4，年级第17；我的位置是男生宿舍楼105室右手上铺……但合上那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位置是在太阳系第3颗寂静的小行星上，我的位置在银河最蛮荒的第一旋臂（而银河在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的位置是存在了几十亿年的十一维结构里低级的三维空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像在几十层楼顶边边沿上向下看，有种天旋地转、手足酸软的感觉。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世界压根不是我看到的样子，而且它永远无法被看到。宇宙的深邃宏大，与个体生命的卑微，让一个孩子感到兴奋，也感到恐惧。康德说，有两样东西，对它们越是反复深沉地思考，心中就日益充满更多的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但我猜，道德律不过是对星空不甚成功的模拟而已。在宇宙的浩瀚诡谲面前，我们低级的脑容量和认知能力完全不够用。

刘慈欣后来成为电力工程师，显然是受了同一个作者，甚至同一本书的影响。克拉克的《星门》。这书后来拍成了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

——最近博客一写就又臭又长，好几次写了一半都因失去耐性而删了。让我赶紧打住，回到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的前两部（第三部未尚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作品，借用某人的话我称它们为“古典主义科幻小说”，因为很多人都注意到它与托尔斯泰某些伟品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当然，他现在还不具备托翁那种建立起一个时代全息图景的能力，但是国内目前的科幻作家当中，仍然有这种野心和情怀的，恐怕也只有刘慈欣一人而已。

前两部《三体》和《黑暗森林》，内容并不新奇，仍然是科幻小说里最常见的外星人入侵题材。但刘慈欣着重表现的，不是人类对外星文明的反抗，而是末日来临前人类内部的种种斗争，因此充满了对人类文明的反思。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不成熟的二部曲，而是他的一个短篇《乡村教师》。这个小短篇应该是刘慈欣最成功的作品，它深深打动了我，成功地再一次唤醒了我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已经麻木不仁的感觉，甚至让我流下了热泪。

这个短篇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

第一个场景在中国西北贫困的山区，肝癌晚期的乡村教师在破屋陋床前最后一次教孩子们牛顿三大定律。在孩子们朗朗的背诵声中，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第二个场景却是银河系中心碳基联盟星际舰队的指挥室。为了抵御硅基帝国两万年来的不停入侵，它们打算在银河系荒凉的第一旋臂长五百光年的带状区域中建立隔离带。隔离带中的大部分恒星将被摧毁，以制止硅基舰队利用恒星作蛙跳前进（恒星蛙跳是银河系中大吨位战舰进行远距离快速攻击的唯一途径）。为此，碳基联盟已经摧毁了5000颗恒星。

但碳基联盟这样高度发展的文明并不是刽子手，对每一个即将摧毁的恒星系里发现的行星生命，它们都采用3C级别的文明甄别。达到3C以上的文明将被保留，否则摧毁。

于是当它们到达太阳系的时候，两条叙事的线终于交汇。它们发现了地球生命，并且在30个采样点上，恰好发现了正伏在老师遗体上哭泣的12个农村孩子。在外星人眼里的地球生物是怎么样的呢？

“这些生命体的外形太不醒目了，几乎同周围行星表面的以硅元素为主的黄色土壤溶为一体。计算机只好把图象中所有的无生命部分，包括这些生命体中间的那具体形较大的已没有生命的躯体，全部隐去，这样那一簇生命体就仿佛悬浮在虚空之中，即使如此，它们看上去仍是那么平淡和缺乏色彩，象一簇黄色的植物，一看就知是那种在他们身上不会发生任何奇迹的生物。”

舰队立即隔着一千光年对孩子们进行远程测试，前十题孩子们都没有反应。果然是些低级生命。舰队照例向太阳发射了一枚足以毁灭它N次的奇点炸弹。完全是偶然，下一题是“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的运行状态如何？”数字宇宙广漠的蓝色空间中突然响起了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

已经死去的乡村教师不知道自己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的英雄。他教孩子们背诵的牛顿定律，虽然是最低级的对宇宙和物质的认知，却比宙斯盾更好地保护了人类，令整个太阳系逃过一劫。

点睛之笔是，外星人对人类低级的交流手段感到不可思议，由声带共振，空气传播的原始沟通方式，每秒只有1-10K的信息量，而且知识无法通过基因积累传递，人类居然在这样的基础上自行发展到能初步利用核能。关键由于“教师”这种东西的存在，在每一代之间传授知识。

小说的末尾，通过外星执政官之口，作者对人类文明作了如下评价：“很遗憾，如果没有高级文明的培植， 他们还要在亚光速和三维时空中被禁锢两千年，至少还需一千年时间才能掌握和使用湮灭能量，两千年后才能通过多佳节又重阳维时空进行通讯，至于通过超空间跃迁进行宇宙航行，可能是五千年后的事了，至少要一万年，他们才具备加入银河系碳基文明大家庭的起码条件。”

这篇小说很可能会被一些对人类现有智慧过份自信的人视为盲目的“技术崇拜”，“中了科学主义的毒”，这些人反对把科学发展看成解决文明问题的途径之一。诚然，科学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很多重要症结，但就像乡村教师弥留之际传授的牛顿定律一样，它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火把。孩子们会凭着它的一点微光，穿过无边的黑暗，摸索着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